推荐算法不知道的事

张然是硅谷某家顶尖互联网公司的首席算法工程师，他写的推荐算法，服务着全球超过三亿用户。

所谓推荐算法，简单来说就是决定“你接下来看到什么”。你刷短视频时停在哪一帧，看购物网站时在哪件商品上多停留了两秒，深夜失眠时划过了哪些内容——所有这些行为都会被收集、清洗、输入模型，最后转化成一行精确到毫秒的预判：他还会看这个。

张然的工作，就是让这套预判越来越准。

他做得很好。入职五年，经他手优化的版本让用户日均使用时长提升了百分之四十。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公司的财报会议上被反复引用。三十五岁那年，他拿到了技术副总裁的职位和一笔足以在旧金山买下一整栋楼的股票期权。

庆功宴那天晚上，同事们簇拥着他走出办公楼，湾区夜晚的灯火在远处闪烁。有人说：“然哥，你这辈子不用愁了。”

张然笑了笑，没说话。他其实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两个月后，他请了年假，回了一趟国。

张然的老家在湖南一个小县城，母亲六十二岁，父亲去世后一直独居。他每年寄钱回来，但人已经三年没回过家了。这次回去，他发现母亲变了。

母亲学会了用智能手机。

是他去年过年隔着屏幕远程教的。他当时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母亲一个人在家，有个手机刷刷视频、看看新闻，总比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发呆强。

但这次回家，他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

母亲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第一件事不是洗漱，而是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她眯着眼睛，在刺眼的屏幕光里点开那个橙黄色的App，然后一刷就是一上午。中午随便扒两口饭，又靠在沙发上继续刷。晚上关了灯，蓝光照着她的脸，一直到深夜。

她看的都是些什么呢？“这三种蔬菜千万别吃”“专家揭秘：手机辐射致癌”“家里有属龙的一定要转”。每一个标题都用惊恐的红色字体标注，每一个视频都在告诉她：你活得不对，你很危险，你必须知道这些。

母亲信了。她把家里的食用油换成了“防癌油”，一桶两百八，买了六桶。她花三千块买了一个“磁疗枕头”，销售员说能治颈椎病，她颈椎根本没病。她不再吃味精、不再用微波炉、不再晚上开窗，因为视频里说“夜风入骨，老来受罪”。

张然试图跟她解释：“妈，这些都是假的，专门编出来骗流量的。”

母亲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是委屈，但又不完全是委屈。

“假的就假的嘛，”她说，“反正也没有人跟我讲真的。”

这句话像一根针，不大，但刚好扎在某个他从未注意过的位置上。

那天晚上，母亲睡下之后，张然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打开了手机上的后台系统。那个系统是他的日常工作界面，可以查看任意一个用户的行为数据。他犹豫了很久，还是输入了母亲的手机号。

屏幕上的数据像一页沉默的体检报告。近三十天日均使用时长：七小时四十分钟。常看内容分类：健康养生百分之六十二，情感鸡汤百分之二十一，其他百分之十七。深夜活跃时段：凌晨一点到三点，频繁。

他盯着那个“频繁”看了很久。他知道那个时间段的母亲是什么样子。父亲走后的头几年，母亲在电话里提过，她晚上睡不着，睁着眼睛到天亮。他当时说了什么来着？好像是“多喝点热牛奶”“白天多活动活动”——一些轻飘飘的、说过就忘的话。

然后呢？然后他挂掉电话，打开电脑，继续写那套让三亿人停不下来的算法。

张然后来跟我说，那一刻他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他的算法每天都在做一件事情：寻找用户最脆弱的地方，然后往那里递东西。你焦虑，就给你焦虑；你愤怒，就给你愤怒；你空虚，就把所有能填满空虚的东西一股脑塞给你。算法不在乎这些东西是真是假、是有益还是有害，它只在乎你停没停下来。

“我妈不是爱看那些垃圾内容，”他说，“她只是太孤独了。算法发现了她的孤独，然后用最廉价的方式填满了它。就像给一个饥饿的人吃膨化食品，咬下去是满的，吞下去什么都没有。她越吃越饿，越饿越吃。”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很轻。

“而写出这个算法的，是她儿子。”

回硅谷之后，张然提了离职。

消息在公司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直属老板找他谈了三轮，HR搬出了更优厚的薪酬方案，甚至有一位副总裁专程从纽约飞来，坐在他对面，用一种完全不能理解的语气问他：“你到底想要什么？”

张然想了很久，发现自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不是不想要钱，也不是突然看破了红尘。他只是觉得，不能再假装自己跟那行代码没有关系了。

最后他在离职邮件里写了一段话。那段话后来传遍了整个硅谷华人工程师的圈子。

他是这样写的：

“五年前我加入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在创造价值。我确实是——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但如果价值只能体现在财报里，而不能体现在一个六十岁独居老人的睡眠质量上，那这个价值究竟属于谁？

我的算法知道我妈凌晨两点还没睡，知道她喜欢看养生视频，知道她容易轻信耸人听闻的标题。但它不知道她只是一个想念丈夫、不知道该如何度过漫漫长夜的女人。它把她的孤独变成了一项指标，然后把指标变成了股价。

我觉得这不应该是技术最终的样子。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我想先停下来。停下来，才有可能看清楚方向。”

走出办公楼那天，旧金山起了很大的风。张然抱着一个纸箱站在路边等车，纸箱里装着他五年的全部私人物品：一个马克杯，一本笔记本，一张母亲来美国时在渔人码头拍的合影。照片里的母亲穿着他买的红色外套，笑得有点拘谨。

他看了那张照片很久，然后掏出手机，拨了母亲的号码。

“妈，是我。没什么事，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的声音，有点惊讶，有点高兴：“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你那边几点了？”

“下午，”张然说，“天气挺好的。”

那天他们聊了很久，聊了老家下了雨，聊了邻居家的狗生了崽，聊了母亲最近在学着做红烧排骨。都是些很小很小的事，小到以前的他从来不会专门打一个越洋电话去说。

但他觉得，这是他这一年里做过的最重要的一通电话。

至于以后要做什么，他还不知道。可能去做一个帮助独居老人辨别谣言的工具，可能去研究怎么让算法不再只追逐时长，可能什么也不做，先好好陪母亲聊一阵子天。

不急。

人这辈子最难的，不是写出让三亿人停不下来的算法。

是让一个你在乎的人，愿意放下手机，跟你说一句“今天过得挺好的”。